第339章 中隱
    那边郑綮走了，官印綬带统统留在了衙署，他把自己画好的庐州山水形势图也留了下来，只带著一头毛驴，两匣书，两个仆奴走了。
    在庐州的三年，他的確没贪过一分钱，没纳过一次妾，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用在了庐州的山水和百姓身上。
    某种意义上来说，郑是个好官。
    赵怀安对此心知肚明，这也是他给郑繁体面的最重要的原因，什么他的族兄郑门下，在赵怀安眼里是个屁。
    但赵怀安更清楚，郑繁这样的官不能留，更不能在他的治下作守民官。
    这人是不合时宜的。
    他的所思所想，完全和赵怀安的执政理念背道而驰。他要的是能做事的法吏，而不是这种空玄的清流。
    这种人在盛世的时候装点门面可以，在乱世，其危比那些贪官更要甚！
    那边郑走后，一直在沉默的张龟年，忽然感嘆了一句：
    “这就是中隱之思潮的大害啊！”
    赵怀安刚还在想著郑繁的事，忽然听到老张这么一句，愣了一下：
    “中隱，那是什么？”
    张龟年在长安多年，对盛行於世家大族中的“中隱”思想是非常了解的，便给赵怀安解释道：
    “有云，大隱住朝市，小隱入丘樊。而中隱就是与二者不同。”
    “丘樊太冷落，朝市太囂喧。不如作中隱，隱在留司官。似出復似处，非忙亦非閒。
    不劳心与力，又免飢与寒。终岁无公事，隨月有俸钱。”
    赵怀安皱眉听完，忽然问道：
    “这谁说的？这种好处占尽的话就这么堂而皇之地说出来？”
    赵怀安当然反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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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这话太混帐了，什么是中隱呢？就是典型的既要也要，既要隱士的名声，又要官员的待遇和交际圈，然后既不想过隱士的穷苦日子，又不想沾官员的公文琐事。
    这啥人啊！
    那边张龟年笑道：
    “我朝的大文豪，白居易说的。”
    赵怀安愣了下，哈，白居易说的？
    那边赵怀安不说话了，张龟年自然晓得主公的个性和想法。
    主公出身草莽，所有的一切都是在战场上一刀一枪，刀口舔血、沙场搏命换来的，对於长安城那些士大夫流行的玄妙思潮，可谓是一窍不通。
    在他朴素的观念里，人要么出仕，要么归隱，当官就要做事，隱居就该去深山老林，这“中隱”，不上不下，听著就透著一股子混帐。
    而这也是主公与那些世家子弟最大的不同之处，主公务实，而天下名门尚虚。
    但主公所不理解的这种“中隱”思潮，却又是理解郑繁这类人，乃至理解当下整个大唐官场病灶的一把关键钥匙。
    於是，张龟年沉吟片刻，组织了一下语言，用儘可能通俗易懂的方式，给赵怀安解释起来：
    “主公，所谓“隱”，自古便有。如商周时的伯夷、叔齐，不食周粟，隱於首阳山，此为『大隱於山林”，讲究的是与世隔绝，以全名节。此乃上古之风，如今已不多见了。”
    “而到了我朝，尤其是安史之乱后，天下板荡，人心思变。许多读书人，既看不惯朝堂的污浊，又不甘心就此埋没才学，於是便有了一种新的思潮，便是这“中隱”。”
    张龟年站起身，在堂中缓缓步，仿佛回到了以前在长安时的辰光里，他也是这样和一眾同窗们如此针砭时弊，品评人物的。
    他说道：
    “而『中隱”者，既不像伯夷、叔齐那般彻底出世，也不屑於在朝堂之上与俗吏同流合污。“
    “他们奉行的是『大隱於朝市”，身在官场，心在山林。他们做官，求的不是功名利禄，不是经世济民，而是一种姿態，一种“出淤泥而不染”的自我標榜。”
    “他们將官职，视作可以暂时棲身的『庐舍”；將俸禄，视作可以维持自己风雅生活的“资粮”。他们热衷於游山玩水，吟诗作画，结交名土，清谈玄理。”
    “在他们看来，这才是人生的真諦。至於衙署中的案牘，城外的百姓疾苦，只要不闹出大的乱子，便与他们无关。”
    “就像这位郑刺史，”
    张龟年指了指郑繁离去的方向，语气中带著一丝复杂：
    “他是个好人吗？是。他清廉，不贪不占。他有才情，能画出精妙绝伦的山水图。但他是个好官吗？绝不是！”
    “他视庐州刺史之位，不过是实现他个人『中隱”理想的一个台子。”
    “他游遍庐州山水，不是为了勘察水利，规划农田，而是为了满足自己寄情山水的雅兴。他结交地方名士，不是为了集思广益，共商州务，而是为了在清谈中寻找知音。”
    “他之所以將兵甲私售给山中土寇，恐怕在他看来，这並非资敌，反而是用无用之物，换取了与那些『山中豪杰”的几分交情，颇有几分孟尝、信陵之风，是一件值得称道的“风流韵事”！”
    “至於救济所见之穷苦，也只是符合他们儒家士风，他在满足自己。”
    “至於真正踏实融进庐州，发展商旅，招徠流民，开垦土地，太难也太土，更是太费事。所以彼辈不做。”
    “至於草军来了，正如他说的那样，他修书一封，也是尽力了。”
    听到这里，赵怀安的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。
    他终於明白了，郑繁不是蠢，也不是坏，他只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。
    在他的世界观中，个人的品行与风雅，远远凌驾於一个地方官的实际职责之上。
    “这种思潮，在盛世，或许还能被当做一种文人风骨来装点门面。”
    张龟年的声音变得沉重起来“但在如今这等乱世，其危害，比那些贪官污吏，有过之而无不及！”
    “贪官尚知搜刮民脂民膏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，他们对『利”，有著最敏锐的嗅觉。为了能长久地搜刮，他们有时候反而会维持地方的基本稳定。”
    “可『中隱”之官呢？他们对一切俗务都漠不关心！城防鬆弛，他们视而不见；盗匪横行，他们听而不闻；百姓流离，他们不闻不问。因为这些，都会打扰到他们『隱於朝市的寧静与风雅！”
    “他们的不作为，比贪官的胡作非为，更能从根子上，掏空一个地方的元气！一座城池，交到这样的人手上，便等於一座不设防的粮仓，只等著盗匪前来予取予求！”
    张龟年最后长嘆一声，总结道：
    “这便是中隱思潮的大害！”
    “它让无数身居要职的读书人，心安理得地尸位素餐，將家国天下，当做了自己游戏人间的乐场。无论场內多么艰难困苦，他们自清高与雅致。”
    “主公，您说，这等人，是不是比贪官更可怕？”
    赵怀安看著张龟年，为啥他对老张如此信重？
    就是因为，在本质上，他们两人都是同一类人，就是做事的人。
    他想起了在长安见过的那些王公大臣，他们一个个谈吐风雅，举止得体，可这些人聊天的时候很少聊及具体的东西，聊的也是他赵怀安听不懂的。
    所以他在长安那段时间和这些人基本不怎么走动。
    那时候他还不怎么理解，直到老张这会说了“中隱”这个东西，这才恍然大悟。
    原来这些人都是这“中隱”思潮的信徒啊。
    老张的话为他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户，让他窥见了这个时代士大夫阶层那光鲜外表下的腐朽与病態。
    是的，这些人都病了，或者说这个时代病了。
    大唐，不是亡於外敌，不是亡於藩镇，而是从根子上，就已经被这些精神上的蛀虫，给蛀空了。
    那边张龟年说的更多了：
    “其实这种中隱之思也是有现实原因的。”
    “盛唐之前，士大夫们还是普遍尚实事，所谓『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”，或如『忘身辞凤闕，报国取龙庭”，壮志豪情，不落於人。”
    “可安史之乱以后，世风日坏，有藩镇割据，党爭相伐，宦官弄权。为官者再想做实事就太危险了，动輒就是身败名裂，性命难保。”
    “而且对於普通士大夫而言，也是上进无门，中央官职被世家大族垄断，地方职权为藩镇牙兵占据。是进则无门，退则不甘。”
    “完全归隱山林，则需放弃俸禄，忍受清贫，当年孟郊搬家，都要借车载家具，家具少於车，清贫至此。”
    “而留在朝堂，则需周旋於纷爭，违背本心，可一旦真的直言进諫，那又离祸不远。”
    “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士大夫们从追求建功立业转向求身心安寧，对兼济天下已不再执著，而是更看重独善其身，只维持一种体面有尊严的生活就行。”
    “所以这才有了身仕心隱的中隱。”
    “他们隱於閒官，事务清閒，俸禄优厚，地处繁华而不喧囂。不执著於功名利禄，不纠结於荣辱得失，以閒情对抗俗务，蔚、品茶、读书、宴饮、写诗。”
    “可讽刺的是，这些人越不执著於功名利禄，反而官就做的越大。越为中隱，就越是士名鹊起，朝廷就越是给他们升官。”
    “而素有诗佛的王维就是这样，所谓终南捷径，就是如此。”
    “如果那些从盛世遗留下的士大夫们还是有这样纯粹的中隱之思，那到了本朝，几乎都是一群尸位素餐，又博取清名的蠹虫了。”
    “是以，朝上诸公紫千红，可最后百无一用。”
    张龟年一口气说完这些，可见往日就对这种好名懒惰的士大夫们，怨念颇深。
    赵怀安彻底明白了，他望著在场的幕僚和保义將们，说道：
    “我很不喜欢这种人，拿了钱不办事！这种人是最坏的！”
    “我保义军藩镇之內，绝不容许有这等『中隱』之官的存在！”
    他看著张龟年和身边的袁袭等人，一字一顿地说道：
    “我不管他出身如何，学问多高，品行多清廉。在我这里，为官者，只有一条標准，那就是能做事，肯做事，做得成事！”
    “不能为百姓兴利除弊者，便是庸官！”
    “不能为我守土安民者，便是废官！”
    “庸官、废官，在我治下，下场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给我滚蛋！”
    “这官他不好好做，那就有的是人想做！”
    这番话，掷地有声，不仅是说给张龟年听的，更是说给在场所有幕僚，乃至未来將要投奔他的所有人听的。
    他赵怀安的藩镇，要建立的是一套全新的、以“实用”为唯一標准的用人体系。
    这里，不需要清谈客，不需要山水画家，只需要能吏、酷吏、能臣！
    於是，接下来，赵怀安就对候立的刘威作如下令：
    “你去將那个严军判给拿了，抄家。凡有反抗者，格杀勿论！”
    刘威抱拳：
    “喏！”
    隨即带著甲兵直奔东面官坊。
    郑的离去，並未在庐州城中掀起太大的波澜。
    对於普通百姓而言，刺史大人换了谁，似乎並没有什么不同。
    但接下来几天，赵怀安以雷霆手段推行的一系列新政，却让他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，天，是真的变了。
    首先，是人事上的大换血。
    原刺史衙署內的所有曹官、吏员，全部被集中起来，由张龟年和袁袭亲自进行甄別考核。
    考核的內容，不问出身，不看诗文，只问三件事：
    你本管现在负责何些事务？去年事务实际结果如何？今年你对此作了那些工作？
    凡是对答如流，对本职事务了如指掌者，官升一级，委以重任；凡是支支吾吾，一问三不知者，当场罢黜，勒令回家。
    仅仅三天时间，庸人裁汰，司曹一清，整个庐州衙署的办事效率，便焕然一新。
    那些整日无所事事的清谈客被扫地出门，取而代之的，是一批精明强干、熟悉庶务的实干派。
    而神奇的是，当衙署內八成人都被清理掉后，原先赵怀安还觉得衙署会停摆，所以都准备从光州那边调拨一批干吏过来。
    可结果是，庐州衙署竟然还是运转如旧！
    这真是让人晞嘘啊！
    其次，是经济上的铁腕整治，此时的庐州粮价因为暴雨还有对长江上游草军的恐惧，一直节节攀升。
    对此，素来好民的前刺史郑繁並无所动，只看著粮价一日比一日高，而赵怀安入主庐州后，以节度使之名，强令开仓平抑粮价。
    同时，刘威率领新整编的庐州都押衙兵，对城中所有囤积居奇的粮商、盐商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抄家。
    抄没的粮食和钱財，一部分用於充实军资，另一部分则在城中设点，开仓放粥，賑济那些因战乱和高物价而陷入困境的贫民。
    这一手“杀富济贫”，虽然引来了庐州豪商们的恐慌与敌视，却在最短的时间內，为赵怀安贏得了底层百姓的拥戴。
    对於挣扎在生死线上的穷人来说，谁能让他们吃上一口饱饭，谁就是他们的再生父母至於郑刺史？他是谁？
    最后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步，便是对庐州地方武装势力的整合与清剿。
    这才是赵怀安要控制庐州所要面对的最核心问题。
    对此，赵怀安是这样做的。
    他令人给三山党、三河党都发了一份令书，勒令他们於三日內赶赴州府，听调。
    三日不至者，以乱匪相论！
    而这四份令书送到三山和三河四个地方后，各自反应皆不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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